凯恩斯曾经说过：经济学的理论并未提供一套立即可用的完整结论。
郎佩娟、汤旸：《我国的行政规划及其法律规制》，《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当然，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依然需要谨守权力分工的原则，不宜随意过度的干预行政过程。
具有特殊内涵的法院答复判决不仅可避免司法权不考虑财政压力过度干预行政权的后果，还可激发以人大审议为核心的政治过程。注释: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题健全权力运行制约与监督机制研究（课题编号09ZD007）阶段性成果之一，本论文也得到教育部博士研究生学术新人奖资助。所以，‘保障人权是为国家设定了积极义务。此外，课以具体义务诉讼针对的对象是特定的行政行为，而给付诉讼针对的对象不具有特定性和确定性。（三）证明责任我国行政诉讼的审查标准是合法性审查标准，并不审查行政行为的合理性，这一点需要在规划相关诉讼中坚持，因此仍然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由行政主体证明相关行政行为的合法性。
[1]在传统公法理论上，基本权利可分为自由权和社会权两大部分。具体到区县级规划，如天河区十二五规划中的‘零就业家庭一人就业率为100%的内容，已具体到了影响公民个人权利义务，一旦有当地‘零就业家庭的相对人因政府怠于保障其劳动权而受到损害，依据规划中的规定要求政府履行义务被拒绝时，他就可以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政府履行法定义务。量刑建议机制的确立，必然引起控辩双方就量刑问题展开辩论，法院裁量刑罚必然要考虑控辩双方的量刑意见，增强了刑罚裁量的透明度，减少了法院裁判量刑的随意性，把法院对案件的量刑置于无形的监督之中，也将对刑事裁判的监督前移到了庭审环节，如此，能够更好地确保刑罚裁量的公正性，也能够更好地确保国家法律在庭审环节的正确实施。
本文拟从检察规律对检察职权配置的内在逻辑要求为着力点，提出优化我国检察职权配置的设想。德国《反有组织犯罪法》规定，警察部门对涉及毒品犯罪和一般经济犯罪中的有组织犯罪，除了正常侦查手段外，还可以使用窃听、秘密录像或者录音[8]。如果将职务犯罪案件的逮捕决定权配置给法院行使，由于与正在查办的职务犯罪案件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就能够确保法官以完全超脱的第三者的身份，站在被追诉者和行使追诉权的检察院之间，理性地审查核实案件的事实和证据，被追诉者也因此成了与行使追诉权的检察院相对等的一方主体。但我国现行立法除了规定讯问、询问、勘验、检查、搜查、扣押、鉴定、通缉和辨认等常规侦查措施外，并没有为职务犯罪规定特殊的侦查措施。
通过建立必要的监督工作机制，使得监督者能够及时获悉被监督事项的信息，再借助特定的渠道将监督者的意志传送给被监督者，以此实现督促被监督者公正执法和司法的目的。④对获悉的侦查活动的情况的审查权，包含在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的权限中。
如果法官经审理认为符合逮捕条件的，应当决定批准逮捕，并及时签发逮捕证;如果法官认为理由不充分或者逮捕理由不成立的，则应该决定不予批准逮捕，并在批准逮捕书中阐明不批准逮捕的理由。由于检察院在职务犯罪侦查中没有逮捕等强制措施的决定权，被追诉者也就能相对自由地就案件事实与作为侦查主体的检察院进行博弈，如此，现代刑事诉讼所追求的惩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双重价值就能在职务犯罪侦查程序中实现了。我国是反腐败公约的缔约国，加强惩治职务犯罪技术侦查的法制化建设，既是积极履行反腐败公约义务的体现，也是在惩治职务犯罪方面与其他国家加强侦查合作以及交流的现实需要。而职权所包含的具体权能，又是由该职权的运行机理(过程)决定的。
3·赋予检察机关行政公诉权，符合诉权理论的发展趋势。按照比例适当原则的要求，侦查手段的严厉性应当与犯罪行为的严重程度相适应，据此，技术侦查手段只能适用于依靠常规手段难以侦破的交易性职务犯罪案件，以及其他重大疑难复杂的侵占性或者挪用性职务犯罪案件。当侦查人员或者犯罪嫌疑人不服法院的决定时，有权向作出逮捕决定的上一级法院上诉，上级法院应当在法定期间内予以审理并作出是否改变原决定的终审裁决。在近年的司法改革中，量刑建议作为一项改革内容，受到了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部门的重视，尤其是随着规范自由裁量权，将量刑纳入法庭审理程序规定为司法改革的内容后，作为该项改革组成部分的量刑建议实践在更多的检察院展开。
常规侦查手段在侦破职务犯罪所面临的尴尬，迫使包括直接从事职务犯罪侦查的一线反贪干警在内的检察人员不断思索侦查手段的改进，科技强检战略思想的实施，直接推动了职务犯罪技术侦查观念逐渐深入人心，改善职务犯罪侦查手段，提升职务犯罪侦查的技术含量，在检察系统应当说具有了较为坚实的思想基础。刑事公诉要是只具有指控犯罪的单向内容，法官则只会在公诉人的请求下根据实体法的规定裁判罪名能否成立。
尤其是大量依靠言词证据证明的交易性职务犯罪，由于言词证据具有当事者自身的可控性、易变性、虚假可能性等特点，依靠常规的侦查手段收集、固定、鉴别就更加困难。检察机关请求法院对被告人确认犯罪的目的，就是为了进而请求对被告人追究刑事责任。
[11](P·135)在德国，在举证程序终结后，首先检察官对举证结果进行总结，并提出定罪和量刑的意见。在对法院审判活动的监督中，更多的是赋予了检察机关对庭审和裁判的事后监督权，而对法庭的审理和裁判不能实施同步的监督，致使一些案件出现量刑上的畸轻畸重，要真正发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督促法院庭审准确定罪和公正量刑的效用，就要确保检察机关能够介入法庭审判的全过程，包括对量刑活动的参与程度，为此，就必须赋予检察机关对量刑活动的参与权。据此，检察机关就可以代位行使本应由人民代表大会所享有的对被监督主体的质询权，可以对被监督主体所实施的活动进行质询，被监督主体在受到检察机关就有关事项的质询时，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在法定时限内作出答复或者解释。将检察院自侦案件的逮捕权配置给检察院行使，不可避免地会使职务犯罪侦查程序带有某种程度的行政治罪色彩，无法从工作机制上确保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不会受到追诉方的恣意侵害。[4]英国的总检察长身兼王室首席法律官员和公共利益守护人的双重身份，对于被违法行政行为侵害的公共利益，检察总长可以对行政机关提起有关公法救济之诉[5]。(2)对获取的公共利益损害的信息或者案件线索进行审查核实的权能，包括审查是否确实存在行政违法行为、行政违法与损害结果是否存有因果关联、是否属于检察机关管辖等。
我国现行立法没有直接明确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⑤我们认为，为了更好地实现国家刑罚权，确保刑罚裁判的公开性和公正性，提高刑罚裁量的公信力，提升刑事公诉的质量，应当赋予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刑事立法没有赋予检察机关的技术侦查权，只是在有关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中提到了检察机关的技术侦查问题，并且，受到了严格的限制。
当然，由法院对职务犯罪案件行使批捕权，也并非尽善尽美。[7]陈光中、宋英辉主编:《刑事诉讼实施问题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
3·赋予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也是强化审判监督之必然。3·赋予检察机关对被监督事项的知情权，是构建法律监督机制的要求。
由此决定，法律监督应当包括对被监督事项的知情权、对获得的法律实施情况的审查权、对违法犯罪情况的调查权、启动特定监督程序的权能等。又譬如，按照检察活动的平等性规律，检察活动的启动者和承受者在检察活动中应当享有平等的话语权，惟此，才能确保检察机关真正参与到监督事项中来，并对被监督事项施加积极的影响。韩国检察机关中专门处理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机构为不正事犯特别搜查部，该机构内设6个部门，其中科学搜查指导科负责技术侦查的运作、侦查装备、经费的保证和侦查技术的研究[9]。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变迁，因不当行政(行政不作为和乱作为)所造成的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事件频发，如果还固守传统的法律权利标准说，由合法权利遭受违法行政行为侵害的直接利害人提起行政诉讼，则难以实现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目的。
这就要按照检察规律的基本内容及其对检察职权配置的要求，对现行检察职权的配置状况进行量度和审视，找到哪些职权配置满足了检察规律的要求，哪些职权配置与检察规律的要求相悖，把检察职权配置中不符合检察规律要求的职能实施重组，譬如，信息掌握上的全面性规律，要求检察机关及时掌握被监督事项的具体情况，现行的职权配置只明确了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监督权，并没有赋予检察机关及时全面获取侦查信息的途径，导致对侦查活动监督的低效率，要真正实现对侦查活动的有效监督，就必须按照检察活动信息掌握上的全面性规律，给检察机关配置相应的获取侦查信息的职权。检察机关应当对哪些情形提起行政公诉，也是探讨行政公诉权需要明确的问题。
刑事公诉权包括审查起诉权、起诉权、不起诉权、抗诉权等权能。亦即，在职务犯罪侦查中，检察人员认为需要逮捕犯罪嫌疑人时，应当向有审判权的法院的上一级法院提出逮捕请求，并向负责审查逮捕的法庭公开逮捕的理由。
对于极少数重大经济犯罪案件主要是贪污贿赂案件和重大经济犯罪嫌疑分子必须使用技术侦查手段的，要十分慎重地经过严格审批手续后，由公安机关协助使用。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检察职权优化配置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摘要: 检察规律应当成为引领和规制检察职权配置的重要杠杆，按照检察规律的要求量度和审视现行的检察职权配置状况，既是实现检察职权优化配置的逻辑起点，也是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必然要求。可以说，为检察机关配备职务犯罪技术侦查手段的条件已经具备。参见向泽选著:《刑事公诉的法律属性与公诉改革》载《河北法学》2008年第4期。作为检察职权本质属性的法律监督，应当包括哪些具体权能，与法律监督活动的运行机理直接相关联。
这就必然迫使检察机关采取措施，苦练检察人员的基本功，下大力气提高刑事公诉的质量和公诉人的综合素能，并审慎地决定量刑建议工作的原则、步骤和措施，从而经受住量刑建议给检察机关所带来的挑战和风险。检察机关享有对被监督主体的质询权，是委托授权原理在职权行使上的具体体现。
在我国一元分立的权力制衡模式下，赋予检察机关对被监督主体的质询权，具有深刻的理论正当性，也有较强的实践生命力。文章来源：《政法论坛》2011年第2期 进入专题： 检察规律 检察职权优化配置 。
这种情形是指，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害到国家利益，并使国家利益遭受严重侵害，则应当由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诉。此外，检察机关行政公诉权的内涵包括哪些内容，也是确立检察机关行政公诉权应当明确的问题。
